身份犯的类型研究

其二,有意义的分类概念, 必须是能表明分类理由和分类功能的分类概念

至于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的分类意义,在自然身份犯中, 自然的身份仅影响定罪, 而不影响量刑而在法定身份犯中, 其特定身份本身已经是犯罪的一个情节, 而且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情节, 它直接影响定罪和量刑p156)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多数自然身份犯固然是纯正身份犯, 如强奸罪的主体应为男性但也有些属于不纯正身份犯的自然身份犯,亲属间盗窃而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 应当区别于在社会上作案的一般盗窃罪, 这里的亲属身份显然是一种自然身份, 该自然身份在此便不决定定罪而影响量刑; 另外国外刑法中存在杀害尊亲属罪等罪名也是如此因此, 无论是自然海事行政身份犯还是法定身份犯都可能影响定罪和量刑然而, 将身份所有权的取得犯划分为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还是意义重大的: 因为从司法过程来看,作为法定身份犯的法定身份之判断相较于自然身份更为复杂, 需要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以及司法人员准确判定例如, 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如何界定等问题便亟待解决

通过对隐含型身份犯的定义可知, 也即隐含身份的是否具备那么, 根据什么来判断该隐含身份的存在呢? 有学者认为刑法上所谓身分, 乃指犯人一身所具有之资格、地位或状态,此种身分固可从构成要件所列举之主体予以窥见, 惟有时亦可从构成要件所列举之客体或行为本身见之p256) 也有学者提出刑法典某些条款中对专门主体是间接地, 通过规定犯谭世贵罪实施的方式、实施的地点或其它客观要件来表述的, 这些要件教唆的预备的前提在于不是任何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都能够实施该犯罪p287) 两种表述基本一致笔者认为, 从罪刑法定原则出发, 应当综合法律条文的具体表述来准确判断该隐含身份之存在与否该种判断既可能是从法律条文所规定之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反向推之; 也可能是从某一犯罪所实施的方式、地点或其他客观要件中得出结论总之, 应当从法律条文对于某一犯罪的具体表述中寻找, 而绝不能随意的超越法条范围导致违法的附加犯罪构成的主体身份条件

有些身份犯之行为主体的特定身份是存在型还是利用型可能直接决定行为构成不同的犯罪,如果军人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盗窃武器装备异地履行、军用物资的构成刑法第438条的盗窃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罪; 而如合并果军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窃取自己经手、管理的军用物资, 则符合贪污罪的基本特征, 应按贪污罪从重处罚

本文基于普适性和实用性的立场, 将身份犯划分为纯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自然身份犯与法定身份犯、亲手性身份犯与非亲手性身份犯、存在型身份犯与利用型身份犯、明示型身份犯与隐含型身份犯这五对对应存在的类型, 并认为每一种存在类型都有其独特并不可替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应当加强对不同类型身份犯的探讨, 从而丰富和深化整个身份犯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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